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中文書)

書名 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中文書)
Pasteur: guerre et paix des microbes
作者 布魯諾.拉圖
(Bruno Latour)
譯者 伍啟鴻、陳榮泰
出版社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06-13
ISBN 9789869280341
定價 500
特價 79折   395
特價期間:2020-09-30~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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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中文書>醫學保健>公共衛生

商品簡介

為什麼人類生活環境的改善全數歸功於巴斯德的天才?


本書特色
◎認識法國公共衛生的歷史,衛生清潔如何轉變為施政績效與個人的道德約束。
◎解構偉人敘事,指出時代的變革是眾人為實現各自的目標與利益而持續角力的過程。
◎拋開抽象的理論語言,學習以一種更深刻的方式來描述這個世界。


是誰創造「巴斯德」並且站上歷史的舞台?誰又在這洪流中逐漸隱沒?

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細菌學之父,醫學邁入新時代的象徵,法國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如今以巴斯德為名的街道遍布法國大小城鎮,他的成就無可質疑,然而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卻向這公認的事實提出疑問:為什麼人類生活環境的改善全數歸功於巴斯德的天才?

本書是世界重量級思想家拉圖的經典著作,不以偉人當作一個時代的答案,他將巴斯德放回在普法戰爭中落敗的法國。戰後法國政府力圖振作,而改造國民體質是走向富強的必要項目,在這樣的背景下,拉開了法國十九世紀公共衛生運動的序幕。與此同時,巴斯德在實驗室與細菌交戰,最終掌握細菌的特性,並提出細菌傳染導致疾病的理論,然而這一時一地一個團隊的研究成果竟透過新聞媒體迅速取得社會大眾的認可,讓他成為細菌的代言人。這時衛生專家接手把實驗室的成果導向法國再生的關鍵,將巴斯德高舉為科學精神的象徵,而細菌則是全法國都應該齊心對抗的敵人,使得公衛運動的推展逐步取得正當性,深入各個層面,上至城市下水道開鑿的施政績效,下至不可隨意吐痰的個人道德要求。

有別於偉人獨自改變世界的線性敘事,拉圖呈現一幅紛亂的景像,其中的人物懷抱各自的企圖,彼此結盟、互相利用,為了說服對方而四處奔走,在不斷的角力當中界定社會、創造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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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

作者簡介

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  1947年出生於法國知名酒鄉伯恩(Beaune)。哲學是拉圖最初接受的學術訓練,之後於非洲服役期間對人類學產生濃厚興趣,並曾在象牙海岸從事田野工作。1975-1977年間,他在加州的沙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進行參與觀察,充分運用民族誌方法。1979年,與社會學家伍爾加(Steve Woolgar)合著《實驗室的生活》(Laboratory Life),乃上述調查的具體成果,也是新興學術領域「科技研究」(STS)的奠基之作。1982年起,拉圖任職於巴黎高等礦冶學院的創新社會學研究中心(CSI)。在CSI他與同僚發展並奠定「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的基礎。在2005年底從CSI轉至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的組織社會學研究中心(CSO),2013年起擔任巴黎政治大學媒體實驗室(Médialab)負責人。  拉圖著有作品十餘冊,包括已被譯為二十多國語言的《我們從未現代過》。這些作品既開啟研究的全新可能性,也拓展了讀者的思考與視野,充分體現出他具原創性且飽受爭議的精彩學術旅程。

譯者簡介

伍啟鴻清大哲學所碩士。近年投入生態農業,試以不一樣的生活方式摸索人類物種的定位,以及群我的相處之道。譯有《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陳榮泰清大歷史所碩士。因學習科技與社會(STS)而接觸拉圖的社會學以及塞荷的哲學。近來關注複雜系統(包括生態農業)中的知識與倫理問題。譯有《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

作者自序

前言材料與方法1. 如何對無可爭議的科學提出異議?我們情願不談政治。我們情願一切的決定都不需經過妥協與拼湊。我們情願有某個地方,除了力量(force)的影響以外,還有理性的作用。我們一向都需要這樣的縫隙,繼昔日的神壇廟宇之後,我們今天還可以在科技的成效與科學的精準裡找到它。除了喋喋不休的討論、不著邊際的推測、陰謀詭計與鞠躬敬禮,我們還有無可辯駁的鐵證。這是我們唯一的超越性,它把我們居住的世界變成異常奇特的樣子:到處都有一些些暴力與爭執,然後,因為奇蹟的作用,我們從時而散亂、時而集中的錦囊裡找到妙計,使我們終於達到無庸置疑的效率。就這樣,我們以同樣的運動,一方面創造了政治,另一方面則創造了科學與技術。啟蒙時代便在於增加這些錦囊,直到佈滿整個世界為止。甚少人依然相信啟蒙。至少有一個理由。我們看到,從那些相當程度被啟蒙的壁壘中,誕下了成批的爭辯、暴力與政治。它們帶來令人驚嘆的產出,亦到達危險的異地。於是,對啟蒙時代的到來,仍然深信不疑的人很少。但是,還沒有人從這失望當中平復。不相信啟蒙,如同被擲回黑暗時代的懷抱。我們就像信心不堅定的信徒,非常不好受。為了改變思維,我們有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其實,在區辨「政治」和「科學」時,我們大概就已經犯下某些錯誤。我們常常試著回頭去看這個區分。我們過去曾致力指出,社會、文化、政治偏好,可能對科學理論或科技進步造成「影響」。雖然這些研究的品質都不錯,但都有著相同的形式:表格的右邊有個學科,左邊則是社會。我們偶爾會在那裡插入橫向的箭頭,或推溯的迴轉線,但無論如何,都依然是兩行的表格。不論我們把心放在左邊,抑或右邊,以社會因素所作的「解釋」都是如此無力,解釋不了科學事實或機械﹝的層面﹞,以至於我們竟然只能從這些研究中得出一個結論:我們必須要盡量把「科學」和「政治」區分開來。我們早已誤入歧途。其實,我們必須要追溯到更遠的地方。既非回到歷史學,也非回到經濟學,亦非回到社會學,而是回到哲學。就是在這一開始的時候,在我們區別力量與理性時,我們就搞錯了。所以,倘若我們否定這差別,並且全力追蹤力量的運作,那將會如何?是否會陷入混沌?是否會引發野蠻人入侵?是否世界末日降臨?一旦我們不再相信科學與政治截然有別,我們便總是覺得若有所失,覺得天要塌下來了。如果要說明,天並沒有塌下來,就需要在一門特別的學科當中,證明科學信仰如同過去的上帝信仰一樣,都是「多餘的假設」;此外,還需要逐步指出,「科學」與「社會」兩者,唯有依循力量的作用,才能得以妥善說明,而若勉強將兩者加以區別,對兩者而言,對方都難明而隱晦。用比較過時的字眼來講,我需要在「經驗」上證明我在下篇提出的「理論」。要讓讀者相信我的證明,唯一的方法就是盡可能選擇一個特別的個案,而此個案看起來必須與我打算證明的論點風馬牛不相及。我需要談的是某場激進且無可爭議的科學革命,這場革命很少受到社會影響,同時卻有徹底扭轉整個社會的效果。除了「將路易.巴斯德的研究,引進醫療界、生物界、衛生界所帶來的革命」,很難再找到另一個更好的個案了。首先,這場革命的發生,正值「科學之宗教」極盛之時。在兩次世界大戰的幾十年間,事實上有充足理由相信,人們正期待科學﹝的崛起﹞能消弭政界的紛爭。再者,沒有人會懷疑巴斯德先生引入醫療界的革新是否真的有用─除了擺出犬儒姿態,一切聽任自然的人。至於其他一切被科技征服的地方,都遇到尖銳的批評和不滿,輻射的暴露正是如此;但說到嬰兒可以免於致命惡疾,大家的看法卻從來都是正面的─當然,那些帶來惡疾的微生物除外。時至今日,這種對健康的影響使生物學聲名大噪,加上社會保險制度,又為這門學科帶來極大的收益。第三,我們從未看過一種科學或科技的改革,讓最基礎的研究和應用連結得如此迅速,如此深遠,就像是捷徑一般。就這樣,我們極有理由懷疑,這大概是唯一可被擴大的案例,讓我們依照它來建立一條普遍定律。其他一切的科學都只對社會造成部分影響,或需要冗長的媒合過程,直到工業或軍方最終都介入其中。最後,第四,就一個人們摸索過久的領域來說,我們彷彿不能否認,巴斯德的成就應歸功於科學的方法。我們通常會說,醫療的技藝乃多虧巴氏,才晉升成為科學。差別是如此明顯:在其中一邊,醫生與外科醫師盲目地對抗一位隱形的敵人;但在另外一方,卻是巴斯德的閃電行動,讓人實際看到科學態度的最佳例子,令人嘆服,毫無妥協、拼湊、爭議可言。這絕對是無可爭議的案例,因而正合我意。然而,什麼叫做「解釋」這一個案例?我們將會明白,「解釋」的意思,並不限於分析:哪些「影響」施加在巴斯德「之上」,或有哪些「社會因素」令他成功的腳步「加快」或「減慢」。這種作法又把科學的內容給過濾掉了,僅僅保留它的社會「環境」。正如單靠複製或覆誦,我們無法解釋傳說、儀式或狩獵的習俗,同樣地,單靠改寫科學的結果,並不足以解釋科學。換言之,用部落用語,是無法解釋巴氏科學的。但我要到哪裡去找概念、字詞、工具,好讓我的解釋可以獨立於我將要研究的科學?我必須坦承,我們找不到現成的一套概念;尤其無法在所謂的人文科學裡找到;尤其無法在社會學裡找到。發明科學主義的人,在同一時間也發明了社會學,而經歷如此長久的區隔以後,社會學根本無力去理解實踐知識(savoir-faire)(4.6.2.)。所以,談到科學社會學,我會說:「幫我提防朋友,我去對付敵人」。因為一旦著手解釋科學,那麼首先遭殃的大概是社會科學。我們不用社會學的字眼去解釋細菌學,而是要把這兩門學問變得難以辨認。為了搬出我的證明,我將主動立足於站不住腳之地。我將要解釋科學史上爭議最少的一個片段,不會擱置它的技術面,也不會借力於社會科學。至少,我失敗的情況是很清楚的。我之所以可能失敗,不外乎:(一)有人發現,我的分析根本就是社會學主義,我所做的也不過是把一門科學還原成「社會因素」;(二)有人發現,我所做的分析不論怎樣令人滿意,也不過是針對巴斯德科學的應用而為,而非其技術內容;(三)有人發現,我在解釋中求助的字眼(如:證明、真理、效率、論證、實情、革命,等等),正是我打算研究的人群所使用的。2. 構成我們世界的方法我們不需要事先知道從何開始。我們並不知道構成我們世界的東西是什麼,誰在其中行動,他們又在互相考驗什麼。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次要的,什麼造成我們在四周觀察到的位移(déplacement)(1.2.10.)。我們更不知道發生過的事、將會發生的事,又或者,行動者和其試驗的優先順序(1.2.2.)。我們將會談論到什麼?我們將會從哪些行動者開始?我們將會賦予他們怎樣的意向、怎樣的利益?譚達(Tyndall)寫道:想一想,有史以來,甚至打從史前時代,這些懸浮粒子對人類造成的一切危害(⋯⋯)。這種破壞行動今天還在延續,一如過去一個又一個世紀持續不斷,卻絲毫不允許這世界臆測它受苦的原因。我們曾一次次地受到隱形災害的打擊,一次次地掉落圈套,直到今天,科學之光才深入瞭解這些可怕的入侵者。(1877, 17.2., p. 800)從一開始,我們就不需要任何其他的預設。行動者就在那裡。它們是人抑或不是人?不是人。它們打著什麼算盤?作惡。它們做了什麼?圈套。從何時開始?一直以來都是。剛才發生了什麼事?一件事發生了,之後,它們就變得可見了。誰把它們變成這樣?科學,另一個行動者,我們現在就要用同樣的字眼來記錄它、定義它。我們不知道世界是由什麼組成的。但這不是我們止步的理由。因為,其他人好像知道,並且老是在定義那些行動者是誰、什麼東西圍繞著它們、它們想要些什麼、它們的成因,還有削弱或連結它們的方法。我們將要研究的那些作者會給出原因、訂出事發日期、給他們的存在物配上性質、把行動者分門別類。除此以外,分析者本人不需要知道更多,他只需要從某一點開始記錄,不用特別去理解每一個行動者對另一個所說的話。﹝戰後的隔天﹞一位編輯說:戰勝我們的,是科學以及科學精神。如果不能復興法國往日的偉大科學,我們也就不可能得到救贖。(1872, 3.2., p. 102)這是不是一種「意識形態」,就像我們近來常說的?這是不是一種「虛假」的描述?這是不是科學主義?分析者不需要知道。這位作者在1872 年把挫敗歸咎於科學落後。這樣的歸因便足以讓我們追蹤編輯部的位移。他問,你們想要報復嗎?若要報復,你們就需要士兵。但要有士兵,法國人就得要有好身體。但誰會去照顧身體?醫學。但醫學本身又依靠什麼?科學。那麼,科學本身又跟什麼扯上關係?金錢。那麼,金錢又是怎樣來的?國家預算。就這樣,順理成章,議員討論研究津貼,並堅決地裁減預算:「最不會出聲的,往往是遭到開刀的對象」,我們這位編輯寫下這些。從而他建議:向你們的議員寫信,好讓他們不去裁撤預算,好讓我們有實驗室,好讓我們有科學,好讓我們有醫學,好讓⋯⋯好讓⋯⋯好讓⋯⋯我們最終一雪前恥。我們並不需要知道這位先生「真正」想要什麼。我們知道他刊登了他的文章,讓全心想要報復的讀者最後跑去向議員請願,這樣就夠了。我們知道這個位移(déplacement)就夠了。你們的目光盯緊在孚日山脈的藍線上。但你們把焦點鎖緊在文件上,就會更快收復失地。無論我怎樣努力,我還是無法找到一個更複雜的方法來達到我的目的。如果需要佐證,符號學將會助我一臂之力。但符號學的方法還是太仔細了,對於一本可輕易追蹤五十年和幾千頁的文字來說,我會以剽竊和拼湊的手法(學術工作的一對乳房),嚴格地限制它,讓它的使用降到最低。我們不需要知道誰是行動者,我們大可讓他們互為定義,並追蹤他們每一方是如何調動對方的意向,建構一連串的轉譯(traduction),就像我剛才所展示的那樣。我選擇探討的材料全部都是期刊文章。實際上,我從另一部更為厚重的著作得益匪淺,就是薩洛蒙巴耶(ClaireSalomon-Bayet)所著的《巴斯德與巴氏革命》(Pasteur et la Révolution pastorienne)。 在這部作品中,我們將會看到普遍的架構,以及一般來說關於巴斯德學說的歷史問題。我只想在這裡處理三本期刊,並僅限於回應較早之前提出的那個問題:能夠理解並解釋細菌學的一門社會學,會像是什麼樣子呢?以下是我選來分析的三本期刊:(一)《科學雜誌》(Revue Scientifique,後簡稱為《雜誌》),這是一本由學者自己為文化大眾而寫的普遍性期刊。我瀏覽了這期刊整整五十年來刊登的文章,不限於任何一門特定科學,而是看那些作者如何面對疾病、健康、巴斯德、微生物、醫師、衛生,記錄他們一切可能的立場,至於是哪些作者,我亦不刻意挑選,或事先限定。雖然絕不能說是囊括無遺,我相信已經記錄到這本期刊所有關於巴斯德以及關於微生物的暗示(即使是極微小的暗示)。假定有一位理想讀者,他僅翻閱這期刊五十年來的文章,那麼我可以相當肯定地知道,他將會怎樣去構想巴斯德的故事。除此之外,我則一無所知。(二)第二個來源是《巴斯德學會年鑑》(Annalesde I’Institut Pasteur),這是該學會的官方期刊,創刊於1887 年。因為只有三十年的文章可供研究,我又借用符號學的獨特描述方式,對這些文章全部加以處理和編碼,比起《科學雜誌》,這種描述的同質性更高。這一次,我徹底地研究了全部資料,但將會在別的地方更詳盡地發表這研究的結果。(三)最後,我選擇研究《醫學總匯》(Concours Médical),一本由工會醫師發起的行為主義期刊;但我進行得更加迅速,並且只截取1885 至1905 年間的文章。我這次只記錄了明確提到巴斯德學說的地方,而不像第一本期刊那樣盡力去辨認隱藏的轉譯途徑。這三本期刊便是我的文獻基礎;而我想要說明細菌學的企圖,也只能在此基礎上接受檢視。正如巴斯德不敢以醫師自居,我亦不能自譽為歷史學家,我不指望能對科學史貢獻分毫,更不要說對十九世紀的科學史有所補充。我們將會看到,現象的尺度是以下分析的最後一個限制。這是對於歷時半個世紀的研究。因此,我們不能要求它做到鉅細靡遺,就像科學的微觀社會學一樣。在另一項研究當中,我把層次放在實驗室,以及某些科學行為,亦得出了可以媲美本作的成果。由於我依據研究對象的不同,來調整研究尺度,本書在細節上有不及前作之處,還祈讀者見諒。

名人導讀

布魯諾•拉圖的巴斯德/陳宗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巴斯德(Louis Pasteur)何許人也?在法國社會,幾乎無人不知巴斯德這位民族英雄等級的科學家,書店、圖書館裡有一大堆他的傳記,他的事蹟是兒童讀物的熱門主題,他的名字被用來為法國大小城鎮的街道廣場命名。如果在google map裡搜尋rue Pasteur、avenue Pasteur、Boulevard Pasteur或Place Pasteur,會得到一大串結果,甚至在加拿大魁北克、過往為法國殖民地的一些非洲國家,也到處都可以見到巴斯德這個名詞。「巴斯德」一詞已經成為法國文化中,代表著現代安全社會的象徵。而位於巴黎十五區的巴斯德研究院,也成為見證巴斯德傳奇的所在。這樣一位人物,確實值得拿來作為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對象。作者拉圖(Bruno Latour)又是誰?作者拉圖是哲學家、社會學家,或者就他自己的論點來看,也可以說他什麼家都不是。雖然一般人也許不認識他,但拉圖這個名字已經是科技與社會研究(STS)領域的響亮名號,在台灣STS社群內也相當為人熟知。他在里爾(Lille)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經過在非洲和北美的多年田野經歷(這對哲學家而言是相當罕見的經歷),於1982年起任職於巴黎高等礦冶學院的創新社會學研究中心(CSI)。在CSI他與同僚發展並奠定「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的基礎。在2005年底從CSI轉至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的組織社會學研究中心(CSO),並2013年起擔任巴黎政治大學媒體實驗室(Medialab)的負責人。從拉圖的簡短經歷中,可以看出他自己就是一位擅長運用支點來傳播理念的學者。於是,當拉圖遇上巴斯德,就產生了這本有趣的書。行動者網絡理論透過拉圖持續的筆耕,分析各種不同領域中的建構現象,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已成為STS領域的顯學。但在台灣除了少數翻譯文章或二手介紹,迄今只有一本拉圖完整書作的翻譯,是2012年群學出版的《我們從未現代過》(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拉圖早期出名的著作是以英文出版的《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和《行動中的科學》(Science in action)等作品。而第一本完整的法文著作,是1984年的《微生物:戰爭與和平》,也就是各位手上這本《巴斯德的實驗室》的初版。此書是拉圖重要的著作之一,其中有一部分後來也曾獨立發表, 並且已經在台灣翻譯收錄在群學出版的「科技渴望」系列專書之中, 成為台灣STS學界的經典文本。這篇經典文章的標題是〈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這段文字不僅是STS名言,並且也在許多本土STS研究裡面被廣泛使用,作為描繪某種特定科技現象的基本句型,例如「給我A,我將B起C」。在台灣社會中,對於「行動者網絡理論」或「轉譯社會學」(或譯「轉變社會學」,sociologie de la traduction)的認識,長久以來多只靠這一篇文本,甚少有其他中文譯文本可以參酌,實在是很大的缺憾。拉圖的《我們從未現代過》一書主要是基於行動者網絡理論的立場,用來與社會學主流的「現代」與「後現代」重要文獻進行對話。由於該書是以法文寫作,原初設想應是偏重以法語世界的讀者為對象,如果欠缺法國思想文化的相關知識背景,這本書閱讀起來並不容易。以活生生的巴斯德作為主題,相對來講就比較容易為讀者接受。此次《巴斯德的實驗室》可以翻譯成中文出版,是相當值得慶賀的事。但讀者不能高興得太早。人們會在這部著作裡面發現,拉圖絲毫不以巴斯德的生平為主軸,反而以一個時代,以一群人(甚至不只是人),來重新讓人認識「巴斯德」的現象。拉圖透過托爾斯泰的名著《戰爭與和平》作為對照,如同《戰爭與和平》一書不談論拿破崙的英雄事蹟,這部著作也不在談英雄巴斯德。拉圖談的是在科學戰場中的人物、在戰亂中的無名小卒,甚至是細菌病毒,是因為他們才有微生物學歷史戰役中的戰爭與和平。理解巴斯德的幾種方式前述的說明可能還是很模糊。希望透過接下來介紹幾種認識巴斯德的方式,讓讀者可以更進一步瞭解這本書的特殊之處。理解巴斯德的第一種方式,就是把他視為一位十九世紀法國代表性的科學家,以他的生平事蹟作為現代社會進步的象徵。現代科學是重要科學家的貢獻所致,由於巴斯德是科學家的典範,理解巴斯德就等於理解人類文明如何經由少數科學偉人的貢獻,而得以從十九世紀進入到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的時代。這是傳統上認識巴斯德的方式,標準手法就是讓巴斯德成為一位英雄。過往關於巴斯德有許多的英雄傳奇版本,其中尤其是他操作鵝頸瓶的實驗特別令人津津樂道。巴斯德主張的「細菌說」,透過將肉汁裝在鵝頸瓶中進行公開的實驗,在現場觀眾、記者與官員的見證下,完勝當時主流的「內源說」。看似僅僅透過他一個人完成的這場實驗,就奠定了現代細菌學說的基礎。第二種理解巴斯德的方式,也是認識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一種方式。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一種精神表現,必須跨過許多的障礙。巴斯德的精神就是科學理性的精神,代表著科學的進步。他的成就是現代科學發展的必然路徑,巴斯德正好擔綱連結傳統生物學和現代生物學的這一棒。這類的主張並不少見。巴斯德的科學精神使得人類文明得以跨越各種非理性的障礙,進入到科學時代。將人類精神狀態區隔出時代分野的階段論是這類主張的典型。階段論不僅用來解釋科學發展,也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甚至在社會學自身源頭的理解上面,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例如孔德的三階段論)。因此,當人們進入到科學時代,科學可以超越社會以及其他的外部因素,成為一個高貴神聖的領域。 第三種認識巴斯德的方式,就是忘掉巴斯德這個人,而只是把巴斯德當成一個名詞。在談巴斯德的科學工作之前,我們不要預設巴斯德會有多麼大的成就。而且,不管誰是巴斯德,若只有他一個人,也實現不了科學成就。這就是本書的基調。拉圖並不認同前面兩種認識巴斯德的方式。對拉圖而言,與其稱「巴斯德」,不如稱之「巴斯德派」,並且這樣一群行動者是不斷透過結盟而擴展開來,斷不是巴斯德一個人的獨立貢獻。這也是本書題名「戰爭與和平」之源由,是以托爾斯泰同名的鉅著來指稱英雄之不足,而有賴更多不同的人物,甚至那些默默無聞者,才有戰爭與和平的「偉大」故事。從細菌到巴斯德的實驗室基本上,拉圖是先在英美世界取得成功,再回到法國建立起他的地位。他幾本重要的著作,像是前述的《實驗室生活》、《行動中的科學》等,都是先以英文著作出版,再由他人翻譯成法文,回到法國出版。但巴斯德這本書卻是先以法文出版,再由他人翻成英文(英文標題是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所以,拉圖著作這本書顯然有不同的對話對象。另外,本書1984年初版的書名是《微生物:戰爭與和平》(Les Microbes: guerre et paix),但在2001年的新版改為《巴斯德:微生物的戰爭與和平》。此變化主要在回應這十多年間對本書的批評,尤其如Karin Knorr-Cetina指出的,本書雖把細菌微生物當成重要的行動者,卻未曾討論微生物到底是什麼。如果把巴斯德,特別是加上引號的「巴斯德」作為標題,可能比起「微生物」作為標題還來得有意義。而且相較於「微生物」,以「巴斯德」之名理當更能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 雖然拉圖希望讀者以不同的世界觀來看待他在書中處理的主題,但是對於本地的讀者而言,由於不像一般法國人有著關於巴斯德的背景知識,反而更不容易理解拉圖到底在談些什麼,這樣談又有何意義。雖然書名是巴斯德,但如果讀者事先不太認識巴斯德,讀完之後還是不知道誰是巴斯德。另外,若是讀者欠缺科技與社會或科學史的知識背景,也不容易掌握這本書的價值。為此,這裡要向讀者推薦一部法國電視台France 2籌製的單集電視影片,是2011年由Alain Brunard導演的Pasteur。影片不同於過往對巴斯德的英雄崇拜式觀點,雖然同樣有描寫巴斯德個人特質的元素,但已不再忽略當時各路不同行動者的在場,以及如何形成「巴斯德們」的歷程。咸信此影片的拍攝多少也受到拉圖著作的影響,對於建立相關背景知識略有幫助。拉圖在「巴斯德」這部著作中有明顯的意圖,就是利用巴斯德的事蹟來驗證行動者網絡理論。這是拉圖對巴斯德的轉譯。故此,書中的一些關鍵詞,像是非人行動者、網絡、聯盟或同盟等,不僅非常不同於過往人們熟知的巴斯德故事,也與傳統理解科技發展過程的用法很不一樣。這部書的結構也相當有趣。拉圖是分三章來討論巴斯德的「戰爭與和平」,並在講完故事之後,用抽象方式,以一種維根斯坦式的風格來主張故事中的理論意涵。書的結構因此分成兩部分:主題故事的部分和一個「後附的」(suivi)理論部分。後附部分的核心主張概念是不可化約論,分別以「力量」、「社會-邏輯」(socio-logie)、「人類-邏輯」(anthropo-logie)和「科學」主題分四大段來討論圍繞在巴斯德案例中的現象。不過,英文翻譯把這書的結構命名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似有更對等的看待兩部分的意味。行動者網絡理論相當重視案例的資料。拉圖這個研究是以科學文獻為基礎,有別於更早之前的《實驗室生活》這本書。在該書中,拉圖發揮民族誌的長處,從參與觀察建立實驗室裡面的各種同盟關係。但巴斯德已經是作古的人物,這份研究的分析進路只能從文獻著手。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對照巴斯德的生存年代(1822-1895),本書所採用的研究資料是在1870年到1914年之間,是巴斯德四十八歲以後,一直到他過世之後的二十年間。一方面,我們可以說以巴斯德為標題的這份研究,在資料處理上似乎是有偏誤的,並沒有與巴斯德的生平對準;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這正是行動者網絡理論在處理議題對象上的偏好:透過更多關於主題的資料,更少關於個人屬性的關照,使得建構科學的歷程可以被看到,也因此驗證了行動中的科學其實無異於其他的集體行動,特別是具有政治性而且是屬性混亂的活動。「巴斯德」不是一個人,細菌卻是行動者這本書論述的結構也多有讓人不解之處。通常人們在閱讀故事的時候,會企圖尋找故事敘述中的時空座標,透過在心中建立起來的座標來掌握整個故事的發展脈絡,這是一種令人心安的講故事的方式。但是拉圖在這本書卻不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講論巴斯德。他放棄了固有的敘述框架,而進入到許多過往人們認為微不足道的細節裡面,而這些細節卻是連結「巴斯德」與其他行動者,使得同盟可以發生的關鍵。即使巴斯德這個人已經不在世上,但「巴斯德」依舊在發生效果,從巴黎到遠東和非洲。顯見拉圖的策略並不是巴斯德這個人,而是以他的細菌戰場為中心的行動者聯盟。因此,「巴斯德」不是一個人,這個詞代表一群行動者,甚至是一個支點,用以撐起整個細菌論所維繫的世界。以這種方式來理解巴斯德現象,就更能清楚掌握所謂「巴斯德化」(法文動詞pasteuriser,或英文名詞之pasteurization)的意義。拉圖透過巴斯德的實驗室來主張科學是網絡的結果。拉圖從文獻中重建巴斯德派的擴散軌跡。這軌跡並不是一條直線,而是看到不同類型的行動者在可能不同的時間點,以不同的旨趣考量而投入到巴斯德陣營,形成向外擴張卻向內聚合的行動者網絡。雖稱之網絡,但行動者卻未必有直接的、點對點的連結,只要是參與同盟就可以說是加入到行動者網絡。因此,行動者網絡的形式是聯盟(alliance)或組合(assemblage),而不是連結(link或tie)。行動者是考量細菌說解釋如何可以滿足各自的需要,也就是符合各自的旨趣或利益,因此成為巴斯德派同盟的一分子,也可以說是透過旨趣的連結,而不是屬性或互動的連結。這是行動者網絡理論不同於一般社會網絡之處。在同盟中,除了人以外,細菌也很重要。細菌必須要在關鍵的時刻出現,並且有所作為,使他的存在發生效果。也才能夠「把新行動者(微生物)和舊行動者(疾病)連結起來」(p.126)。換句話說,細菌也是同盟的一分子。另外還有「蚯蚓!又要考慮另一位出乎意料的新行動者了」(p.128),像這樣的描述是拉圖分析中常有的風格。細菌微生物和蚯蚓,甚至是疾病,都是行動者網絡理論中的「非人行動者」。非人行動者的設定,使行動者網絡理論打破科學與社會的二分,沒有所謂科學與社會的界線,科學是行動者網絡的結果,社會也是一樣。這也是拉圖所說的對稱性在行動者網絡理論中說不通的原因。最後,拉圖主張的轉譯社會學,所對抗的就是涂爾幹式的社會學傳統。涂爾幹的社會學提供一種社會實體的世界觀,讓社會事實成為解釋眾多現象的原因,社會於是先於個人而存在。拉圖2005年轉到巴黎政治大學任職的一個原因,除了著眼巴黎政治大學的資源,另就是該校有著豐富的塔德(Gabriel Tarde)手稿館藏。塔德是十九世紀末與涂爾幹相對的學者,主張個人先於社會,人與人的模仿即是社會。拉圖把行動者網絡理論與塔德的學說連結起來,視後者為根源。透過理論的認祖歸宗,拉圖因此主張傳統社會學是把問題丟給抽象的、摸不著的「社會」,是一種化約主義。行動者網絡理論卻是著眼於細節,可以去捕捉「行動」中真實的力量運作。於是,在本書的下篇,拉圖才會主張社會的(socio-)、人的(anthropo-)以及科學都是在行動中的知識或邏輯(-logy),也沒有一體適用的社會學(sociology)、人類學(anthropology)或化約的科學。故此,整個行動者網絡是反對化約主義的。這部分的討論可以參考《巴斯德實驗室》初版二十年之後,在2005年拉圖所寫的《再組社會》(reassembling the social)一書。這部書是拉圖最早的著作之一,透過這本書的翻譯,能夠還原拉圖持續到今天還在徵召同盟的理念,且不論關於行動者網絡理論、轉譯社會學或甚至科技與社會中的持續爭論議題,都可以作為一種較早期文獻的補充,非常值得一讀。

章節目錄

導讀 布魯諾.拉圖的巴斯德/陳宗文第二版序 第一版序 上篇 巴斯德:細菌的戰爭與和平前言:材料與方法 如何對無可爭議的科學提出異議?/構成我們世界的方法第一章 微生物由強而弱 衛生專家由弱而強 我們有必要談論「巴斯德」,甚或巴斯德嗎?/在健康與財富之間:無可爭議的衝突/衛生專家:具爭議的革新運動詮釋者/自生自滅的衛生學運動/衛生專家對巴斯德深信不疑/反對者:柯霍和佩特/我們當中有叛徒/「我們」的數目遠非我們所料/從社會的科學到聯結的科學/如何變成無可爭議/衛生學與必經關口/衛生專家為自己創造時勢/必須懂得如何完成一門科學/從無可爭議的新行動者,到權威而專制的新施為者第二章 你們將成微生物眼中的巴斯德!如何測量巴斯德派學者的位移?/毒性的變異/傳染環境,或背叛轉譯/巴斯德本人如何位移/實驗室作為無可爭議的支點/巴斯德派學者的彈簧跳/第二階段:返回實驗室/證據的劇場,或如何以最大多數形成無可爭議的局面/普儀堡,第三階段的開始/見微知著:第三階段的終止/巴斯德派就是風格/巴斯德學院的《年鑑》/《年鑑》的滑動進程第三章 戰爭與和平 嚴酷的時勢/軍醫/醫師認為巴斯德具有爭議/如何捍衛醫病之間獨特的密談關係?/一位行動者把另一位變成病人/當被動的病人成為行動者/為防革命,我們來準備演變/勝人者人亦勝之,譯人者人亦譯之/最終達到的強制/熱帶的梭倫,巴斯德派的肖像跋:過渡 下篇 不可化約論導言 第一章 通往權勢之路 第二章 聯結的邏輯(社會學) 第三章 人類的邏輯(人類學) 第四章 非化約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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