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堯之死(中文書)

書名 年羹堯之死(中文書)
作者 鄭小悠
出版社 東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9-03-21
ISBN 9789869756006
定價 350
特價 79折   277
特價期間:2019-03-21~2019-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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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中文書>歷史地理>歷史人物

商品簡介

權臣年羹堯,雍正稱他為「功臣」、「恩人」、「千古君臣知遇榜樣」,
為何在一年內被定九十二款大罪,最後死於雍正帝手裡?

──君與臣,其複雜深刻的關係,往往就體現在「人情事理」之中。

年羹堯是清代中前期的重要大臣,在現代影視劇上鏡率頗高,也因此在觀眾心目中形成一些程式化的形象,如武藝高、功勞大、個性張揚跋扈等等。然而,歷史上的年羹堯並不是個簡單的臉譜化人物,他四十七歲的生命雖然不長,然而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功大罪的人生經歷,卻頗能令後來人感慨嗟歎;他與康熙、雍正兩位君主,以及同時代許多著名人物,都有複雜深刻的關係,並由此而對歷史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而這種複雜與深刻,往往體現在人情事理的細節當中──
年羹堯到底做錯了什麼?雍正為何一定要置他於死地?

《年羹堯之死》從新穎的角度,圍繞著年羹堯與雍正君臣關係的演變歷程,從新穎的角度,立體而真實地展現年羹堯與雍正的性格;更根據奏章、信件、黃帝朱批等珍貴史料,加以對史實細節的深入刻畫與剖析,結合時代背景、制度設計、社會心理、風氣好尚,通過古今同理的人情世故與邏輯推理,做出細緻的歷史推斷,為年羹堯大起大落的一生下了新的註解。

「歷史普及讀物不容易寫,既要有趣,又要扎實,還要引發思考。小悠的作品,達到了這樣的要求。」──郭潤濤(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雅俗共賞,神形具備。」──張帆(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

「春榮秋葉落,古語剪燈香。妙手追前史,殷鑑念尤長。
 《年羹堯之死》──一位轟動朝野的人物史話。」──張志清(國家圖書館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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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堯之死

作者簡介

鄭小悠,女,1980年生於北京。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現就職於國家圖書館。專業研究側重清代制度史、政治史,已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擅長歷史文學、歷史普及類作品的寫作,文筆生動平易,引人入勝。

作者自序

《年羹堯之死》這本小書,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然而每每打開電腦,欲自作一序時,便生出近鄉情怯的感覺,不知從何下筆,述說內心的感觸。唯有略陳固陋,聊展寸私而已。
我從小喜歡歷史。當然,這裡所謂的歷史,和我後來作為專業學習了多年的歷史學是很不一樣的,無外乎評書戲曲、歷史小說等大眾喜聞樂見的講史方式。上高中以後,我逐漸步入互聯網世界,並開始在網上與人論史。當時,受《雍正王朝》等熱播清朝題材電視劇的影響,網路上論說清史的聲音最為熱烈,我也不能免俗,躍躍欲試,頗想加入討論。不過,以我一貫好勝求異的性格,雖然極年輕,也不肯跟在別人後面,或應諾叫好,或發表些過於幼稚的觀點。於是,我開始在網路上默默搜集清史文獻,半懂不懂,啃了不少史料。記得高三時,班主任讓我們羅列自己閱讀過的課外書,我的書單中竟有《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之類,令老師大為驚詫。有了些背景知識打底,我在網路清史圈也顯得遊刃有餘起來,先是發史料,再是論觀點,上大學以後又寫起了網路小說,吸引了不少粉絲,自我感覺十分良好。然而,當我真的憑著這樣得來的自信,選擇北大歷史系,準備以清史為專業時,我才倉皇發現:原來我這樣的「出道」經歷,就是學院派口中的「民科」啊!
還好,北大是個英雄不問出處的地方,只要能夠按照專業要求完成學業,其他事情是不消多說的。六年時間的研究生學習,我努力而又儘量不動聲色地克制自己的「民科」趣味,強迫自己變得專業、再專業一些。終於在2015年,我拿到了歷史學博士學位,一時間洋洋得意,自詡為孫菊仙、言菊朋,「名票下海」,轉型成功。
博士畢業以後,我入職國家圖書館,雖然科研壓力較之留在高校有所緩解,但如何利用自己的專業背景,開展閱讀推廣、文化傳播,成為我必須要考慮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此前的「民科」經歷,特別是在歷史普及文章寫作方面積累的題材和經驗,就頗值得我「創新性轉化」與「創造性發展」起來。於是,我撿起了自己的舊愛好,再以歷史學專業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昇華其境界、匡正其觀點、去取其材料,以微信公眾號為平臺,寫作多個系列的讀史、講史小文章。《年羹堯之死》,即其一也。
這裡還要說說我跟本書的主人公年羹堯的緣分。在「民科」時代,我的頭號「研究」物件是當時最受熱捧的雍正皇帝。年羹堯作為康雍時期的一位極重要大臣,我雖然對其經歷、事蹟有所涉獵,但也失於浮泛。2010年,我認識了後來的密友吳菲帆。現在已經是上海灘律師的她,當年還是個追捧我小說《天地古今惟一嘯》的本科小女生,且她的趣味與旁人大不同,所鍾愛的竟是我筆下的配角——年大將軍羹堯。作為一個意志十分薄弱的作者,隨著與「年粉」小吳的頻繁交流,我對年羹堯的興趣也日漸增高,閱讀了與之相關的不少史料,對他的性格、經歷,也頗多同情之理解,甚至一度因為對他下筆「偏袒」,招致其他讀者的不滿。
2012年,隨著博士階段科研壓力的日益增大,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小說慘遭擱筆,至今未能完結。幸好,因為寫小說而積攢的材料還在電腦中,因為寫小說而梳理的思路還在自己腦中,幾年後重新撿起,倒也不費什麼力氣。不過,當年小說寫得駁雜,轉作以歷史學為基礎的普及讀物,總要有個明確的主題。這時候,年羹堯這個傳奇人物的傳奇經歷搶先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年羹堯是清代中前期的重要大臣,影視劇上鏡率頗高,也因此在觀眾心目中形成一些程式化的形象,如武藝高、功勞大、個性張揚跋扈等等。然而,歷史上的年羹堯並不是個簡單的臉譜化人物,他四十七歲的生命雖然不長,然而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功大罪的人生經歷,卻頗能令後來人感慨嗟歎;他與康熙、雍正兩位君主,以及同時代許多著名人物,都有複雜深刻的關係,並由此而對歷史發展產生重大影響。這種複雜與深刻,往往體現在人情事理的細節當中,欲將這些細節鋪陳展示給更多的讀者,引起他們的共鳴與思考,就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學術論文所能實現的,而非融情入理、苦心孤詣、筆觸纖微所不能。在這種情況下,我寫作了《年羹堯之死》,嘗試以此人為突破口,實現我對於歷史普及讀物的追求,即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制度設計、社會心理、風氣好尚,通過古今同理的人情世故與邏輯推理,向讀者做出歷史場景的推斷、認識誤區的澄清,將類比的觸角突破時間的塵封,引入到今天的現實生活中。
《年羹堯之死》在網路連載後,經我的博士指導老師之一、北大歷史系主任張帆教授介紹出版;又煩張老師,並我的導師北大歷史系郭潤濤教授、我的領導國家圖書館張志清副館長多加垂注,撰寫推薦意見。師長輩的殷殷熱望,令我喜而生愧,愧而圖進。本書蒙策劃人尚紅科先生青眼有加,棄瑕錄用,感激之情,亦難言表。此外,文章在網路發佈時,收穫了許多師友和網友的轉發鼓勵與精彩評論,拳拳惠愛,再致謝忱。至於我的父母、家人,更自始至終都是我的忠實讀者與堅強後盾,工作的壓力和寫作的勞苦,在他們的支持下一次次冰消瓦解,化作動力與激情。
值此拙作付梓之際,心曲葵葵,毫端草草。已矣哉!書不盡意。

鄭小悠
2018年3月18日於家中

章節目錄

自序

「功臣不可為」
家世與姻親
英雄少年時
春風得意馬蹄疾
郎舅之間
關鍵時刻的關鍵人物
報君黃金臺上意
你就是朕的恩人
三巨頭的恩怨情仇
監視者變成保護傘
事情發生了變化
為「倒年」做鋪墊
改造川陝軍政集團
逮捕進京
年公最小偏憐女
虎入年家
大罪九十二款
虛虛實實
不斷攀升的死亡人數
萬事豪華如轉燭

附錄一
附錄二
參考書目
〈功臣不可為〉

年羹堯是清代歷史上一位傳奇人物,多年來,借助小說、評書、戲曲、影視劇等新舊傳媒方式,不說家喻戶曉,也算是大眾紅人。既然寫作物件是位元有雄厚「群眾基礎」的歷史人物,本書作為一本歷史普及讀物,完成起來就要輕鬆愉快得多,畢竟邊批判文學、影視形象,邊介紹歷史知識,既能講得生動有趣,又容易讓讀者感同身受。

年羹堯生於清康熙十八年(1679),雍正三年(1725)被雍正帝下旨賜自盡,去世時年僅四十七歲。他的人生巔峰期是雍正元年(1723)、雍正二年(1724),當時年僅四十五六歲的他,頭銜是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川陝總督。在這兩年中,年羹堯專閫西北,兵權在握,在西北的冰原大漠中屢戰屢捷,將試圖割據自立的青海和碩特蒙古首領羅卜藏丹津遠逐,平定了雍正皇帝即位後的第一場大規模邊疆叛亂。此後,他的威望、權力都達到極致,與朝中掌握財政大權的怡親王允祥,掌握人事大權的吏部尚書、國舅隆科多並列成為政壇三巨頭。

可惜好景不長,攜戰勝之威的年大將軍只風光了大半年,彌天大禍的陰影就一步步向他逼近。而他呢,先是後知後覺,繼而手足無措,直到身陷縲絏、命喪黃泉。從位極人臣到身死名裂,不過一年時間。在他敗象大露但還心存僥倖的雍正三年三月,他門下一個叫汪景祺的清客秀才,寫了一篇名為《功臣不可為》的文章,以古諷今,敘說年羹堯的委屈。其文曰:

鳥盡弓藏,古今同慨。論者或謂功高不賞,挾震主之威,不能善自韜晦,故鮮有以功名終者。予曰不然。天步艱難,干戈鼎沸,糧餉挽輸於外,庫帑耗竭於中。其時節鉞重臣,為國奮身,不顧萬死一生,晝食不甘味,夜臥不貼席,孤軍累卵,出入鋒鏑之間,或身歷戎行,或運籌帷幄,雖父母妻子亦棄之如遺。幸而告厥成功,九重不致旰食,舉酬勳之典,受殊爵之榮,位極人臣,威擬王者,又可所苦而反乎?橫加猜疑,致成嫌隙。進不得盡其忠節,退不得保其身家。撫馭乖方,君臣兩負。嗚呼!千古之豪傑英雄所為槌心而泣血者也!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複怯。當賊寇昌熾時,望烽火則魂驚,見軍書則股栗。忽有奇才異能之臣,起而戡定群凶,甯謐四海。捷書一奏,喜出非常,七寶莊嚴之殊禮寵遇之。遲之既久,則轉念曰:敵人如此其橫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滅之,萬一晉陽之甲興,誰複能捍禦者?於是而疑心生焉矣。既而閱所上紀功冊,某處斬首幾十萬,某處拓地幾千里,某處招撫若干,某處虜獲若干,心膽震驚,魂魄蕩懾,於是而畏心生焉矣。既建奇功,複膺異數,位崇五等,禮絕百僚,內外臣工以其為朝廷所重也,無不敬而奉之,諂佞小人趨承恐後,長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禮。而且題官則嫌其專擅,奏銷則防其冒濫,敘功則憾其詐偽,鹵獲則謂其私藏,觸處掛礙,爭寵者又從而構之,於是而怒心生焉矣。彼自謂受恩既深,以忠藎為報國,懷光欲去盧杞,李晟思慕魏征,而愛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無禮於君,恃功驕橫,於是而厭心生焉矣。疑也,畏也,怒也,厭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終而隙末者乎?

郭子儀以酒色自晦,僅能保首領以歿。李光弼遂至擁兵不朝,幾失臣節,下之未有不麾軍犯闕者矣。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遂奏留田承嗣三節度。劉巨容追黃巢,幾獲之而縱其去,曰:「國家喜負人,不如留之以為富貴之資。」而唐社遂屋,雖由臣節之未純,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殺道濟而長城壞,害蕭懿而東昏亡,洪武戮開國諸臣如屠羊豕,靖難兵起,而金川不守,可勝慨哉!可勝慨哉!

三月十七日

文章的大概意思是說:鳥盡弓藏,是自古以來的常態。歷代評論者崇尚君主,無不批評功臣功高震主,不知道收斂韜晦。其實功臣下場悲慘,很大程度上並不是他們自己的原因,而是君主的緣故。那些猜忌功臣的君主本身才具平庸、性情怯懦,見到邊疆烽火、賊寇狼煙,就嚇得魂飛魄散。當豪傑大將平定叛軍後,做君主的先是喜出望外,對功臣待如上賓。但轉念一想:敵人這樣兇悍,尚能被此人消滅,萬一他哪天起了當皇帝的心,反叛於我,還不是探囊取物?有此一念,疑心頓起。再拿起功勞簿一看:斬首幾十萬、拓地幾千里、招撫多少部落、俘虜多少人口。好傢伙!這麼大本事的人睡在我臥榻之側,那還得了!於是庸主由猜疑而畏懼,越發對功臣警惕起來。另外,功臣既然建立奇功、榮膺高爵,自然免不了有小人逾越禮數、阿諛奉承。而功臣在外建功之際,又多與在朝中的實權派人物有所衝突,比如管人事的嫌他肆意舉薦、濫賞冒功;管錢物的罵他報銷違規、私藏繳獲。總之,辦大事的人,哪有不落下一堆小把柄的?爭寵者隨便挑出幾個挑撥構陷,就足夠觸君主之怒了。功臣自謂是國家柱石、受恩深重,講話也比一般大臣更直率一些。忠言逆耳,君主自然更不愛聽,心生厭煩。幾下裡湊起來,功臣便讓君主又疑又畏又怒又厭,他還能有個好結果嗎?歷史上種種事例都昭示著,君主暴虐猜忌,或者逼迫功臣養寇自重,或者因為屠戮功臣自毀長城,這樣的國家沒有不敗亡的呀!

這篇文章與汪景祺的多篇雜文一道刊刻付梓,取名《讀書堂西征隨筆》,並送到年羹堯手中。不過,年羹堯對這部書的重視程度並不太高。他在預感到自己可能被抄家前,將所有重要書信、書籍付之一炬,讓負責抄家的官員在抄檢他的內室、書房時一無所獲,直至抄到「粗重傢伙」和亂紙堆時,才發現了兩本《讀書堂西征隨筆》。抄家官員翻到《功臣不可為》等篇目後,如獲至寶,稱其「甚屬悖逆」,感到「不勝驚駭」,隨後將該書收繳入宮。雍正帝看過此書後,氣貫瞳仁,破口大駡,下旨將汪景祺本人梟首示眾,妻兒等近親屬發配黑龍江。雖然雍正帝自稱,他誅殺汪景祺的原因是汪書中有大量誹謗詆毀其父康熙皇帝的內容,而非這篇轉著圈罵自己才庸、意怯、猜忌、暴虐的《功臣不可為》。但完全可以想見,正在處理年羹堯案的雍正皇帝看到這篇文章時,要有多麼的氣急敗壞、咬牙切齒。

汪景祺是杭州的世家大族官二代,他父親汪霖在康熙年間官至戶部侍郎,按理說職務也很不低了。不過汪景祺本人雖然文筆犀利如刀,但應試能力不行,屢試不第,四十多歲才考中舉人,一直沒有做官,只以入幕做清客為生。說他恃才傲物、刻薄尖酸,確乎不假。但要論這篇文章,卻並非完全是偏激之見,而有一定道理。

中國古代傳統意義上的功臣,大多產生於軍事活動當中,即軍功。建立軍功的類型很多:有開基立業型,比如韓信、張良;有亂世爭雄型,比如白起、蒙恬;有開疆拓土型,比如衛青、霍去病;有力挽狂瀾型,比如郭子儀、李光弼。此外還有抵禦外敵侵擾、平定政敵叛亂、鎮壓民眾反抗等各式各樣,視具體情況而有所分別。

建立軍功者早期以武將為主,宋以後則多以文禦武,特別是明清承平以後,多以文官掌兵權,如明朝的于謙、王守仁、袁崇煥、洪承疇,清朝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都是如此。年羹堯以進士翰林起家,作戰時以川陝總督為本職,雖然加以「大將軍」頭銜,但亦在文官掌兵之列。

戰國、秦漢以後,在軍事活動中建立大功業者,多被獎以爵位,如列侯、國公等等。爵位區別於一般職官的最大特點是可以由子孫世襲,所以大功臣多能通過軍功進入貴族階級,獲得高於一般文武官僚的政治地位,對王朝具有「與國同休、帶礪山河」的強烈政治認同感。而相對于建立軍功者,在日常政務中表現突出的文官(包括和平時期的武官),最多只能獲得職務上的提拔,擔任政府運行的高級「職業經理人」,在一定的任期內執政,而不能獲得爵位、進階貴族,甚至成為政權的「持股人」。「爵以賞功、職以任能」是中國古代政治的基本邏輯之一。

一方面,軍功貴族待遇優厚,是王朝的特權階層;但另一方面,大功臣橫遭猜忌、下場悲慘,也確實是歷代王朝的普遍現象。大功臣中能夠善始善終者,多以拼命自我壓抑為代價,郭子儀、曾國藩,都是其代表人物。

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有功臣本身的問題。比如戰爭環境下對於統帥、將領的要求,與和平環境下對於文武官員的要求很不一樣。戰爭狀態中的軍事長官,必須擁有絕對權威,必須具備爭強好勝的性格特點:面對戰機,要殺伐決斷,甚至孤注一擲;管理部下,要獎懲嚴明,甚至一言生死。這樣的人,其行事作風在和平時期的官場上必定不會討人喜歡,通常會給人留下無視秩序、飛揚跋扈的印象。

此外,戰爭環境的殘酷艱辛,很容易讓統帥和部屬、士兵之間建立極其密切的關係。所謂袍澤之誼、戰友情義,是其他形式的感情無法比擬的,而一旦戰爭結束,這種感情也將隨即轉化為根聯固結的利益關係。因此,全面戰爭,比如改朝換代之類,往往同時出現大批功臣,形成多個既息息相關又互相傾軋的「功臣集團」「勳貴集團」。戰爭結束後,這些大小功臣,以及他們為數眾多的生死袍澤、子弟親屬,憑藉功勞迅速佔據國家權力的最高層,隨之而來的是分割大量社會經濟資源。這必然給國家的重建和常態下的政治運行帶來很多麻煩,也必然與有志有力、爭取獨裁的君主,以及負責日常行政管理的文官們產生大量的、難以調和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君主與官僚聯合,剝奪功臣集團的權力,幾乎成為歷朝歷代「國初鬥爭」的常態。

更有甚者,歷史上確實多次出現功臣坐大的現象:或臣強主弱、搶班奪權,如曹孟德;或割據一方、扯旗造反,如吳三桂,等等。不論哪一種,造成的後果都非常嚴重。在這樣的前車之鑒下,有野心有實力的大功臣,無疑會被皇權視為重大威脅。

有鑑於此,君主們一旦認為功臣或有不臣之心、或有不臣之力,往往就要對其削職奪權,甚至大開殺戒。當然,判定功臣「不臣」之後,到底是止於削職奪權,還是真的大開殺戒,就與當時的政治形勢,以及君主的個人風格密切相關了。有些君主氣度較為恢宏,對功臣問題的處理就更溫和一些,譬如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就頗為人所稱道;而有些君主刻忌雄猜,手段就要激烈得多,譬如朱元璋的重刑濫殺、屠戮無遺類,就大為人所詬病。

至於汪景祺所說的,君主自己庸常怯懦、陰私猜忌,加之旁人構陷,而純粹冤殺功臣的情況,也不少見。譬如周亞夫、岳飛、於謙之死,都是歷史上的著名冤案,千百年來令人扼腕歎息。

雍正殺年羹堯,也體現了他猜忌刻薄、反復無常的一方面——筆者猜想,如果同樣的事情放在康熙皇帝身上,年羹堯至少不會有性命之虞。但另一方面,年羹堯的問題又很複雜,他除了個性跋扈、掌握軍權、代表川陝地區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外,還具有外戚身份,可能會對以後的皇權穩定交接產生負面影響。而這一點是此前的研究者較少關注的。

那麼,作為「功臣不可為」的代表性人物,年羹堯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的發跡和敗亡所為何由?他和康熙、雍正二帝之間到底有怎樣的關係?容筆者慢慢講來。

〈家世與姻親〉

年羹堯,字亮工,號雙峰。其名與字都取自《尚書》,其中「堯」是字輩,「羹」取「調羹」之意,比喻宰相治理國家。「亮工」出自《舜典》的「欽哉,惟時亮天工!」意思是能輔佐天子以立天下之功。無論名還是字,都是要位極人臣、建功立業的意思,顯得頗有王霸之氣。

順便多說一句,亮工這個詞,意思很好,可實在不大吉利,清初有三個名亮工或者字亮工的名人,運氣都很不好。除年亮工外,明清之際,有文學家周亮工,先在明朝做官,後來降清,順治、康熙年間,先後三次因為貪污、濫殺等罪名論死;勉強保住性命,乾隆年間又入了《貳臣傳》。又康熙、雍正年間,有江蘇武進人錢名世,字亮工。雍正四年(1726),錢名世因為附逆年羹堯,被革職發回原籍。雍正皇帝為了對其進行羞辱,親自書寫「名教罪人」匾額,讓錢名世懸掛在自家大門上,並命在朝翰林出身的三百多名官員寫詩聲討他的罪行,結成《名教罪人詩》。其中有個叫陳萬策的官員取巧寫了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易亮工奸」,把這幾位倒楣的亮工湊在了一起。

年羹堯家族本來姓嚴,祖籍安徽懷遠,後來訛「嚴」為「年」,遂以年為姓。成化年間的戶部尚書年富,即是其家族中人。明朝後期,年氏家族遷居遼東廣寧。明清之際,年羹堯的曾祖年有升一家被清軍裹挾入旗,隸於漢軍鑲白旗下。順治十二年(1655),年羹堯的祖父年仲隆考中進士,曆官知州,開始了家族的上升之路。

到了年羹堯父親年遐齡這一代,年氏家族的政治地位陡然提高。年遐齡由筆帖式出身,平流進取,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官至工部左侍郎、湖廣巡撫,康熙四十年(1701),署理湖廣總督,成為清王朝的高級官員。年遐齡子女較多,其著名於世者有長子年希堯、次子年羹堯,以及幼女——雍正皇帝的敦肅皇貴妃年氏。

其中,長子年希堯,字允恭,生於康熙十年(1671),比年羹堯大八歲。他借著父親、弟弟、妹妹、妹夫的光,官至左都禦史。他官做得雖大,做官的興趣卻不大。相反,年希堯博學多聞,尤其喜愛西學,像個穿越到清朝的歐洲百科全書式學者。他在幾何學、透視學上頗有造詣,著有《視學》《測算刀圭》《面體比例便覽》《對數廣運》等著作;通曉醫學,輯有《集驗良方》六卷;精於繪畫,工山水、花卉、翎毛;喜愛音樂,是廣陵琴派的傳人之一。此外,他在陶瓷燒造方面有卓越貢獻,雍正年間擔任景德鎮禦窯廠監督九年,發掘傳統工藝,實驗新技術,研製出了十幾種顏色的琺瑯彩顏料,解決了清代琺瑯制瓷必須進口顏料的難題。如今以精雅著稱、風靡互聯網和拍賣市場的雍正瓷,很多都是由他主持燒造的,世稱「年窯」。當時,一位在清廷的法國傳教士在給法國皇家科學院秘書長的信中曾說:「他(年希堯)既非文人又非學者,如果他得知歐洲的學者們將他引為同儕……定會大吃一驚。」

敦肅皇貴妃是年遐齡的老來女。她在康熙五十年(1711)前後嫁給雍親王胤禛為側妃,其時年紀當在十四五歲,所以她大約要比二哥年羹堯小十五六歲。

在這裡,我們先要介紹一下清代皇室的婚姻制度。與漢民族長久以來實行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不同,蒙古、滿洲等北方民族的傳統是多妻制。側妻也是妻,地位比正妻略低,但遠遠高於妾,如根據《清會典》所載的輿服制度,親王側妃冠頂飾東珠九顆,比親王嫡妃僅少一顆,而比下一級的郡王嫡妃還多一顆。這可能與側妻是聘娶而來、妾是戰爭擄掠而來有關。明初皇室受元朝影響,還有過類似的做法。比如朱元璋為他的次子秦王朱樉娶元末名將王保保之妹為妃,娶開國功臣、衛國公鄧愈之女為次妃,可見次妃地位之高。滿洲上層的多妻制在清朝入關後有所消減,側妻的地位有向妾靠攏的趨勢,但在康熙年間,這一制度仍保持著一定的慣性,特別體現在高爵宗室內部。其時,皇子、親王的側妃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由生育成年子女的妾提拔而來,二是由皇帝直接從八旗秀女中指婚而來——後者的地位要更高於前者,多選官宦世家之女為之。

年氏去世前,雍正皇帝曾下旨表彰她的優良品質,其中提到了年氏嫁給自己的原因,是「皇考嘉其端莊貴重,特封為親王側妃」。可知年氏成為雍親王側妃是通過康熙皇帝的親自指婚,所以入府之初即獲得較高地位,排序僅次於雍親王嫡妃,而列在另一位側妃——已經為胤禛生育了多位子女的李氏之前。雍正帝即位後,將年氏封為貴妃,而李氏則下其一等,只封為妃。

雍正帝是天生的政治人物,對於女色的興趣不大。雍正六年(1728),湖南人曾靜號召反清複明,為當今皇帝扣上十大罪狀,其中有一條是「好色」。雍正帝為此疾呼駁斥說:「遠色二字,朕實可自信,而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謗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寵者何人?」雍正帝雖遠遠談不上好色,但對女性之美,還是有自己的欣賞視角。他曾命人畫了十二幅工筆重彩漢裝美人圖掛在屏風上,後經朱家溍先生考證後命名為《雍親王題書堂深居圖屏》,畫中美人或讀書,或對鏡,或賞花,或戲蝶,姿態各異,但體態纖柔、相貌清秀、氣質文雅的特點是一致的,可見其對女性的審美旨趣。

而雍親王在潛邸時的妻妾,或出身于滿洲武功貴族,或出身于白身包衣家庭,恐怕氣質舉止、文化修養,多與畫中美人不符。唯有出身仕宦科舉之家、身體又很羸弱的年氏與之相類。是以年氏雖然入府較晚、與雍正帝年齡差距較大,但頗受寵愛,夫妻感情十分融洽,十年左右的時間就生育了三子一女,與李氏並列為雍正帝生育子女最多的後宮。不過大概是因為「素病弱」,年氏所生的孩子都沒有活到成年。換言之,如果年氏之子能夠長成,子以母貴,對儲位當有很強的競爭力。

年羹堯出生於康熙十八年(1679),具體日期不詳。這一年是清軍入關的第三十六個年頭,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已接近尾聲,清王朝在中華大地上的統治基本穩定下來,我們通常所說的「康乾盛世」即將開始。年羹堯作為高級官員子弟,對清王朝的統治應有較強的認同感,是王朝自己培養的青年俊傑。

年羹堯自己娶過兩任妻子,第一任是大權臣明珠的孫女、著名詞人納蘭性德的女兒——葉赫那拉氏。按理說,年遐齡雖然做到了署理總督,但畢竟只是靠個人奮鬥上位的普通行政官僚,又是漢軍旗人,且年羹堯本人還是庶出,和康熙年間紅得發紫的權相明珠夠不上門當戶對。不過,明珠是個慧眼識才的伯樂,他大約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羹堯入仕前後——就相中了這個卓爾不群的小夥子,並很快將孫女嫁給他。沒過幾年,納蘭小姐病逝,明珠不願意斷了這門好親戚,遂再次做媒,將自己夫人娘家的一位姑娘——英親王阿濟格一系的宗室格格介紹給年羹堯做繼妻。

年羹堯與兩位夫人的感情都比較融洽。康熙四十五年(1706),他的原配納蘭夫人的嬸母、明珠第三子揆方之妻淑慎郡主(郡主為康親王傑書之女)病故,揆方邀年羹堯為亡妻撰寫墓誌銘。其時,納蘭夫人已經去世,年羹堯憶及夫人生前所述娘家舊事,娓娓道來,末稱:「餘之執筆不禁泫然者,則以安仁奉倩,相憐同病,淒其舊雨,昔夢重溫,蓋余妻之墓,已有宿草久矣!」意思是說:「我今天為揆方公的愛妻撰寫墓誌,執筆揮毫時想起我的亡妻,不禁黯然泣下。魏晉時與妻子恩愛的潘安、荀粲同病相憐,現在我與揆方公懷念妻子的悽楚心情也是一樣的。想想我的妻子啊!墳前已經長滿了舊草。」言辭間頗見伉儷情篤。兩年後,揆方病故,明珠又命年羹堯為「情好最篤」的揆方撰寫墓誌,足見明珠對這個前孫女婿的滿意程度。

年羹堯是漢軍旗人,滿文讀寫能力一般。他在雍正年間擔任大將軍期間,與軍務相關的機密奏摺多用滿文書寫,皇帝也多以滿文進行回復。年羹堯曾向雍正皇帝報告,自己遇到不能讀寫的滿文時,為保密起見,不肯讓外人閱覽,而是請滿文更好的繼配夫人覺羅氏幫忙翻譯,夫妻配合撰寫奏摺。雍正帝對年羹堯與覺羅夫人的琴瑟和諧也有所瞭解,在對年羹堯大加賞賜的同時,還曾指名賞賜覺羅夫人耳墜等首飾,以取「夫妻雙圓」之兆。

這兩次婚姻,為年羹堯帶來了豐富的政治資源和沉重的政治包袱。所謂資源,是指年羹堯通過兩次聯姻,迅速融入了明珠家族的婚宦關係網。明珠有三子,長子性德有才名,次子揆敘是康熙中後期的重臣。揆敘備受康熙帝信用,長年擔任翰林院掌院,為人溫厚,又精于文學,遂能廣結漢人士大夫之心。此外,明珠家族子女、孫子女眾多,聯姻物件均屬高門,涉及的重要宗室就有英親王、康親王、肅親王、康熙第九子胤禟四個支系。年羹堯作為明珠家的孫女婿,年紀輕輕就有機會結交滿漢權貴,甚至宗室王公,這是普通漢軍官宦子弟無法具備的。

所謂包袱,是指具有這樣複雜姻親背景的年羹堯,註定無法擺脫許多人事關係的影響,譬如與雍正帝死對頭、皇九子允禟的這一層聯繫,日後就給年羹堯帶來了很大麻煩。自然而然,糾纏在明珠家族勢力範圍之中的年羹堯,也很難得到以「孤臣」自命、最不屑「團團夥夥」的雍親王的真正信任,哪怕他們也結成了郎舅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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