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儒學視域中的徐復觀及其思想(修訂一版)(中文書)

書名 東亞儒學視域中的徐復觀及其思想(修訂一版)(中文書)
Hsu Fu-kuan and His Philosophy in East Asian Confucianism (Revised Version)
作者 黃俊傑
出版社 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 2018-12-04
ISBN 9789860567366
定價 400
特價 79折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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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中文書>哲學宗教>東方哲學

商品簡介

本書為了表彰徐復觀在二十世紀儒學史上的代表性與特殊性,將徐復觀和他的思想,放在二十世紀中國儒學史以及東亞思想史的廣袤視野中加以分析,並與他的思想論敵胡適、傅斯年互作比較,也與他的儒學同志唐君毅、牟宗三對勘,既觀其同調,又論其異趣。此外亦將徐復觀思想與日本福澤諭吉及澀澤榮一的思想相互參較,以觀察徐復觀思想的「中國特質」,檢驗傳統中國文化以及他自己早年的農村經驗在他的生命中所刻劃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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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儒學視域中的徐復觀及其思想(修訂一版)

作者簡介

黃俊傑
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博士。曾任美國華盛頓大學及日本關西大學等校客座教授、新加坡儒家倫理小組顧問、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2008-2017)。現任臺灣大學特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學術諮詢委員。近年獲得學術榮譽:教育部國家講座(2013)、教育部學術獎(2011)、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通識教育終身貢獻榮譽獎」(2011)、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2010)。著有《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臺大出版中心,2006,韓譯本2011由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出版,日譯本2014由ぺりかん社出版)、《東アジア思想交流史──中國‧日本‧台灣を中心として》(藤井倫明等譯)(岩波書店,2013)、《東亞儒家人文精神》(臺大出版中心,2016)、《思想史視野中的東亞》(臺大出版中心,2016,日譯本2018由風響社出版)、《東亞儒家仁學史論》(臺大出版中心,2017)、Humanism in East Asian Confucian Contexts(Transcript Verlag, 2010)、Taiwan in Transform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4)、East Asian Confucianisms: Texts in Contexts(V&R Unipress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5)等書。

個人首頁:http://huang.cc.ntu.edu.tw

作者自序

增訂新版序

這部書的中文初版於2009年11月由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至今已經九易寒暑。目前本書已有法文譯本(Diana Arghirescu & Ting-sheng Lin trans., Xu Fuguan et sa pensée dans le contexte du confucianisme de l’Asie de l’Est, Quebec: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Laval, 2015)、日文譯本(緒形康譯:《儒教と革命の間──東アジアの徐復観》,福岡:集広舎,2018年3月),及英文譯本(Diana Arghirescu trans., Xu Fuguan in the Context of East Asian Confucianism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forthcoming)。法文譯本係根據本書初版譯出,但日文譯本及英譯本則是根據增訂新版所譯。我非常感謝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Diana Arghirescu教授與日本神戶大學緒形康教授,他們和我一樣對徐復觀先生充滿了無限的敬意,他們的努力使英文、法文與日文的廣大讀友,對徐先生的人格與思想,獲得進一步的瞭解,我衷心感謝。

本書初版發行至今九年間,國內外學術界有關徐復觀研究的論著增加很多,我自己對本書的章節安排與論述內容,也有了一些新的想法。這次增訂新版改寫的過程中,我盡量參考並吸納近年來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中改訂幅度較大的部分如下:中文原版的第1章較為簡短,我將這一章與原版的第2章合併為增訂新版的第1章。中文原版的第3章份量太大,為減輕讀者的負擔,並突顯論述的要旨,我將原版第3章拆解為兩章:第2章在20世紀中國思想史脈絡中,析論徐復觀對中國文化的解釋及其特色;第3章在20世紀日本與戰後臺灣經驗的脈絡中,論述徐復觀的中國文化觀及其自我定位。最後,在修訂第7章「結論」時,我以「健動精神」一詞總括徐先生的人格特質與思想風格,以「人文主義」一詞,總攝徐先生的生命目標與思想方向。我也以「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這個字,形容徐先生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方法。

這次大幅增刪修訂本書完成之日,上距1967年12月22日晚上初謁徐先生,竟正好是五十年前的同一天,我也早已過了「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年。七十星霜容易過,「殘歲無端動別情」(先師蕭公權先生詩),時光流逝之無情,誠可敬、可畏、可嘆也!半世紀以來,世局劇變,輿圖換稿,隨著中國之再起與亞洲之復興,國際秩序已從戰後單極主導的舊格局,邁向21世紀多極並立新世界的形成之路。世事如棋,白雲蒼狗,歷史的變遷從不因為人的感嘆而停下腳步。

徐先生畢生治學對太史公司馬遷常懷無限景仰欽遲之心,他晚年以萬鈞筆力所撰寫的〈論《史記》〉大作,文長8萬餘字,深扣太史公「歷史的心魂」,闡揚太史公史學弘揚孔子修《春秋》以「史的審判」取代「神的審判」之精神,全文勝義紛披,發人深省,論太史公史學最為精審、最扣人心弦!在修訂本書之際,我深深感受徐先生的精神生命,從他留下的文字之間,對我所發出的召喚。

在21世紀人類歷史的狂流之中,徐復觀先生為後世所留下的學術遺產,將與時俱進召喚知識分子,起而重訪徐先生所開啟的那一個落英繽紛的思想世界,其中與21世紀世局關係最為重大、影響最為深遠的,當是徐先生所提出的「儒家民主政治」的願景,這個新願景也是20世紀中國「當代新儒家」心中念茲在茲的巨大課題。近年來知識界有所謂「政治儒學」與「心性儒學」的提法,有時不免將兩種版本的儒學,視為光譜之兩端而失之二分。但是,從「儒家整體規劃」(用余英時先生語)的立場來看,「心性儒學」是「政治儒學」的基礎,兩者不可分亦不能分。徐先生的儒學研究論著,一再啟示我們:「修己以敬」正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基礎。是的,「自我的轉化」正是「世界的轉化」的基礎與起點!我祈願經過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使這一項儒門通義,成為未來人類共許之價值理念。

章節目錄

增訂新版序
自序

第一章 思想史家徐復觀:思想史方法論及其實踐
一、引言
二、徐復觀的精神風貌及其學術
三、整體論的研究方法及其實踐:與傅斯年比較
四、比較觀點下的中國思想史研究
五、結論

第二章 傳統中國文化的回顧與展望(I):20世紀中國思想史脈絡中的徐復觀
一、引言
二、徐復觀對中國文化的解釋:與錢穆、唐君毅、牟宗三比較
三、徐復觀的中國文化觀及其歷史脈絡:與胡適比較
四、結論

第三章 傳統中國文化的回顧與展望(II):20世紀日本與臺灣脈絡中的徐復觀
一、引言
二、徐復觀對未來中國理想圖像的勾勒與自我定位:與澀澤榮一比較
三、戰後臺灣經驗脈絡中徐復觀的「儒家民主政治」論
四、結論

第四章 中國文化創新的參照系統(I):徐復觀對西方近代文化的評論
一、引言
二、徐復觀對西方近代文化與思想的批判
三、從東亞近代知識界看徐復觀的西方近代文化觀:與福澤諭吉及胡適比較
四、徐復觀與20世紀中國新儒家學者論西方近代文化:與唐君毅及牟宗三比較
五、結論

第五章 中國文化創新的參照系統(II):徐復觀對日本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評論
一、引言
二、20世紀初葉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日本
三、徐復觀對日本的評論及其參考架構
四、徐復觀的日本評論之特殊性:與當時新聞媒體意見的比較
五、結論

第六章 古典儒學與中國文化的創新:徐復觀的新詮釋
一、引言
二、徐復觀對古典儒學的新解釋:以「憂患意識」為中心
三、徐復觀的詮釋學方法:與唐君毅比較
四、作為政治學的詮釋學:徐復觀與儒家思想的互為創造性
五、結論

第七章 結論

附錄一 徐復觀著作所見日本人名及其評論表
附錄二 徐復觀著作所見日本論著及其評論表
附錄三 日本友人致徐復觀書信資料表
附錄四 《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中的方法論立場及其創見
附錄五 本書日譯版序
引用書目
中日文論著
英文論著
名詞索引
人名索引
誌謝
第三章 傳統中國文化的回顧與展望(II):20世紀日本與臺灣脈絡中的徐復觀(摘錄)

一、引言

我在第2章指出:徐復觀檢討傳統中國文化與思想的黑暗面與光明面,就是為了指引未來中國的新路向,並為他自己加以定位。現在,本章在第2章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徐復觀如何自我定位,以及如何描繪中國未來的動向。

在進入這個主題之前,我想首先說明:徐復觀的中國文化解釋及其自我定位,是以「儒家社群的一分子」而進行的。他對中國文化的解釋,乘載著浸潤在深厚的時間感中的儒家「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他對這種儒家「集體記憶」提出新解釋,並經由這種新解釋而楷定21世紀中國的路向,並為自己定位。

二、徐復觀對未來中國理想圖像的勾勒與自我定位:與澀澤榮一比較

(一)未來的中國與徐復觀的自我定位

在第2章「前言」裡,我曾說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身經時代之巨變,「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史記‧太史公自序》),所以常常以重新解釋中國文化傳統的方式,為自己在中西激盪新舊衝突的狂流中尋找自我的定位。王國維(靜安,1877-1927)以自殺表達他對舊文化的認同,梁漱溟以系列的著作陳述他對「儒家將興說」的堅持,固然都是通過詮釋中國文化而為自己定位;我們現在所探討的徐復觀更是如此。那麼,徐復觀如何為自己定位呢?

徐復觀通過解釋中國文化而將自己在中國的前景中定位為:(1)人民的;(2)實踐的;(3)農本的。所謂「人民的」是指徐復觀主張以人民為政治之主體,認為民主政治才是中國未來的前途;所謂「實踐的」,是指徐復觀的儒家思想是批判的、實踐的,而不是超越的、形而上的;所謂「農本的」,是指徐復觀心目中未來中國的政黨與政治是以自耕農為社會基礎而建立。以上這三者作為徐復觀的自我定位是統一的而不是對立的。他認為,人民主體性的建立是最重要的根本。在民主政治這個前提之上,儒家的實踐性才能真正發揮,並且以儒家的精神以濟西方近代民主政治之不足。徐復觀也認為,既是講「人民主體性」,當然不能侷限在城市中產階級,而必須普及於中國廣大農村的人民,尤其是農工勞苦大眾。但不論就其重要性或其發生程序而言,民主政治的建立都先於實踐儒學的創新或農村自耕農階層的建構。徐復觀的自我定位的藍圖,在戰後港臺新儒家學者中別樹一幟,亦頗有創見,但從藍圖到建築也會涉及一些困難,以下我就檢討徐復觀的自我定位及其落實的問題。

(1)人民的與實踐的:在當代儒者中,徐復觀最見精神的就是他不畏權勢,一貫地站在人民的立場撻伐從古至今的中國歷代專制統治者。他認為批判專制正是「實踐的儒學」最重要而根本的精神,所以我們必須將他的「人民主體的」與「實踐儒學的」這兩項自我定位的取向,等量齊觀,一併討論。

徐復觀一生的論著可以說都直接或間接地闡釋民主政治對中國文化之重要性,但以他76高齡在1980年所講的這一段話最為有力,他說:

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在中國文化中發現可以和民主政治銜接的地方。我在很多文章中指出,順著孔孟的真正精神追下來,在政治上一定是要求民主。〔……〕中國則因民主政治不上軌道,因而文化發展也受到了阻礙。〔……〕我要把中國文化中原有的民主精神重新顯豁疏導出來。這是「為往聖繼絕學」。使這部分精神來支持民主政治。這是「為萬世開太平」。政治不民主,則無太平可言。我自己不是自由主義者,但是講民主,一定得重視自由。凡是說中國文化是否定自由的,那一定不是中國文化。我講的自由是有血有肉的自由。

但是,問題是:如何才能「把中國文化中原有的民主精神重新顯豁疏導出來」?

徐復觀認為最應努力以赴的就是將儒家精神與民主政治融而為一,開創新局。徐復觀主張:「今日真正的儒家,一定要在政治民主化的這一點上致力」,他宣稱:「我的政治思想,是要把儒家精神,與民主政體,融合為一的。」他認為傳統儒家思想可以顯豁新精神以支持民主政治,他這種「創新主義者的傳統觀」至少牽涉到「為什麼」以及「如何」兩個層面的問題:

(a)為什麼儒家思想可以顯豁疏導中國文化中的民主精神?

(b)儒家思想如何才可以疏導民主精神?

我們依序檢討徐復觀的這兩個問題的解答。

(a)徐復觀認為儒家在政治思想方面有7項基本共識,與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相通:(1)、儒家繼承「民本」的思想,以「天下」在政治中是主體性之存在;天子或人君,相對於這個主體性而言,是一種從屬性的客體;因此,儒家認為天下不是天子或人君私人之可以「取」或「與」,而是決定於民心民意,於是人君的地位與人民對君的服從,無形中是取得人民同意的一種契約的關係。(2)、因為天子或人君不是天下的主體;天子或人君的存在,乃基於人民的同意,等於是一種契約行為,則對於違反契約者自可加以取消,所以儒家在比西方早二千年即正式承認「叛亂權」,亦即承認人民的革命權。(3)、因為天子或人君是應人民的需要而存在,人民最基本的需要是生存,所以人君最大的任務,便是保障人民的生存,於是愛民養民,就是儒家賦予人君的最大任務。(4)、因為要保障人民的生存,所以儒家特嚴「義利之辨」。儒家的所謂「利」,指的是統治者的利益;所謂「義」,在政治上說,指的是人民的權利。(5)、人君是為人民的需要而存在,所以一切政治活動為人民而非為人君,於是人臣之事君,並不是因為人君個人應當供奉,而是為了一種共同的任務。(6)、儒家主張德治,德治的最基本涵義就是人君以身作則的「身教」。(7)、儒家既不承認天下是人君的私產,更規定天子的任務是愛民養民,所以愛民養民是目的,而「得天下」只是一種手段。徐復觀認為以上這7點乃是孔、孟、荀所堅持的通義,這7項政治主張是建立在以性善說為基礎的道德內在說之上。儒家強調每個個人「自本自根」之精神,所以決不能接受外在的政治權威。這種道德內在說可以通往民主政治。誠如蕭欣義所說,徐復觀所提倡的正是一種合理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從「自我意識」的覺醒,「自作主宰」的努力,而反省傳統習俗上種種型範和模式,超越並擺脫傳統習俗的限制,轉化傳統洗鍊以開創新局。在這種從儒家傳統所開創的民主新局之中,「人民主體的」與「實踐儒學的」是充分融貫為一體的。徐復觀就是將他自己定位為將這兩者結合為一的當代儒者,以完成這項使命自我期許。

但是,徐復觀企圖通過儒學開拓民主,必然引起一種質疑:西方近代數百年來所發展出來的民主政治理論及其制度建構,遠比古代中國儒家的民本政治思想或人文主義更為細緻而易於實踐,何以需要儒家精神的流注或疏導?這個問題極具關鍵性,徐復觀曾提出他的解答:

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是以「我的自覺」為其開端。我的自覺,剋就政治上面來說,即是每一個人對他人而言,尤其是對統治者而言,主張自己獨立自主的生存權利,爭取自己獨立自主的生存權利。民主政治第一個階段的根據,是「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自然法。第二個階段的根據,是互相同意的契約論。〔……〕把民主政治的思想背景,來和中國儒家的政治思想作一對比,即不難發現其精粗純駁之別。所以我認為民主政治,今後只有進一步接受儒家的思想,民主政治才能生穩根,才能發揮其最高的價值。因為民主之可貴,在於以爭而成其不爭:以個體之私而成其共體的公,但這裡所成就的不爭,所成就的公,以現實情形而論,是由互相限制之勢所逼成的,並非來自道德的自覺,所以時時感到安放不牢。儒家德與禮的思想,正可把由勢逼成的公與不爭,推上到道德的自覺。民主主義至此才真正有其根基。

徐復觀基本上認為西方近代民主政治乃根源於個人權利的爭取,而不是內在道德的自覺,而儒家思想正可以為民主政治奠定道德的基礎。徐先生這種講法可能會引起各種爭議,但即使這種講法可以成立,徐復觀仍須面對另一個問題:如果儒家真可以疏導民主精神,則何以中國幾千年歷史均是專制政治?

這個問題引導我們對於儒家政治思想的局限性有了進一步的掌握。事實上,徐復觀對這個問題早已很嚴肅地加以分析,他指出:傳統儒家因為總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來考慮政治問題,所以千言萬語,總不出於君道、臣道、士大夫出處之道。德治由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由盡己之性以至盡人之性,都是一身德量之推,將一人之道德,客觀化於社會,使其成為政治設施,其間尚有大的曲折。中國的德治思想,卻跳過了這不可少的曲折。更重要的是,因為在現實上,政治的主體並未建立,於是一方面僅靠統治者道德的自覺,反而感到天道的難知,而對歷史上的暴君污吏,多半束手無策。由於政治的主體未立,於是政治的發動力,完全在朝廷而不在社會。知識分子欲學以致用,除進入朝廷之外別無致力之方。儒家理論上以人民為政治之主體,但是中國歷史上政治的現實卻又是以國君為主體的矛盾,這就是徐復觀所稱的「二重主體性」的矛盾。

(b)徐復觀在掌握了中國歷史文化中這種「二重主體性的矛盾」之困局之後,更明白揭示以儒家思想疏導民主精神,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在於「主體性的轉換」,他這樣表達他的信念:

我們今日只有放膽的走上民主政治的坦途:而把儒家的政治思想,重新倒轉過來,站在被治者的立場來再作一番體認。首先把政治的主體,從統治者的錯覺中移歸人民,人民能有力量防止統治者的不德,人民由統治者口中的「民本」一轉而為自己站起來的民主。〔……〕所以今後的政治,先要有合理的爭,才歸於合理的不爭。先要有個體的獨立,再歸於超個體的共立。先要有基於權利觀念的法的限定,再歸於超權利的禮的陶冶。總之,要將儒家的政治思想,由以統治者為起點的迎接到下面來,變為以被治者為起點,並補進我國歷史中所略去的個體之自覺的階段:則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復活而得其更高的依據;而儒家思想,亦可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得完成其真正客觀的構造。

徐復觀鼓勵現代中國人將秦漢以後的儒家因受到專制的壓抑而錯置了的政治主體性,再轉換過來,也就是「國君主體性」轉變為「人民主體性」,並鼓舞「個體的自覺」以補傳統之不足。

徐復觀所提出的「儒家民主政治」(Confucian democracy)的願景,是近數十年來國內外學術界所關注的重大課題。李晨陽(Chenyang Li, 1956-)質疑徐復觀所主張儒家核心精神與民主政治可以融合的論點。Sor-hoon Tan(1965-)有書論「儒家民主政治」之可能性,以徐復觀的論點作為論述的背景,通過對「個人」與「社群」、「自由」與「平等」概念,以及倫理與政治秩序的分析,企圖取儒家與杜威實用主義(pragmatism)之長處融合為一,建立「儒家民主政治」。Brooke Ackerly析論儒學與民主政治的關係,基本上接受徐復觀先生的主張,從人生而皆具有「仁」、「君子」的理想以及議政的公共空間等方面,論證儒學與民主政治可相融。

David Elstein論當代新儒家哲學時,認為徐復觀的主張雖然並非絕無瑕疵,但是徐復觀的「儒家民主政治」的論述,仍然深具啟發。陳弘毅(Albert H. Y. Chen)檢討儒家與西方「自由主義憲政民主」(liberal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時,既贊同徐復觀的看法,也指出徐復觀與其他當代新儒家論述的不足之處,但他基本上認為儒家哲學可以補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政治」之不足。

沿著徐復觀所提出的「儒家民主政治」這一項創見,近年來論述最為精緻、最具說服力的是陳祖為(Joseph Chan)在2014年所提出的「儒家完美主義」(Confucian perfectionism)的理論。陳祖為認為自古以來儒家政治理想與社會政治現實差距甚大,所以當代新儒家必須設計一套治理方法,以拉近理想與現實的距離。陳祖為主張以儒家的「善」(the good)的概念取代自由主義的「權利」(right)概念,融入現代自由主義民主政治體制之中。陳祖為認為:儒家政治完美主義與歐美自由主義的民主理論最重要的不同之處在於,歐美民主理論建立在「權利本位的進路」(right-based approach)之上,而「儒家完美主義」則是建立在為民服務以及君臣之間相互信任之上。在「儒家完美主義」之中,道德(morality)築基於誠信與德行之上,均是健康的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人權(human rights)與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必須以保護基本個人利益為目的。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必須貢獻於善的生活的提升。陳祖為又指出:「儒家完美主義」絕不接受「贏者全拿」(winner-take-all)的政治生活方式,他所採取的是「天下為公」或「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的由下而上的政治生活方式,不只以一套政治教條由上而下解決問題。

針對徐復觀的「儒家民主政治」論述,肖濱最近指出:徐復觀力圖將儒家思想與民主政治融合為一體。這種融合是雙向的:—方面從儒家精神中疏導出民主政治;另一方面將民主政治植根於儒家傳統。在理論上,這種雙向性的建構與現代新儒家所說的「民主開出說」有一定的區別,肖濱將之概括為「植根論」。肖濱質疑「植根論」的基本理由及其前提預設、分析其理論進路,並揭示這種「植根論」的文化決定論之困境。肖濱進而提出「道德精神支援論」,作為重新解決儒家傳統與民主政治關係這一歷史難題的理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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